在行政法规、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过程中将征求公众意见特别是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作为必经程序，在食品药品监管、环境治理等民生领域以及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注重调动公民的自律意识，发挥行业协会、社会组织的自治作用，这对于实现善治目标极为必要。
[30]参见陈萍、许蕊、曹甜甜：《责令改正法律定位与拒不改正责任基础》，载《检察日报》2019年11月3日第3版。摘要: 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除网信部门外，监管对象处理个人信息的行政机关都具有行政处罚权。
不履行配合义务可依《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处罚。如何认定情节严重？先期司法解释和比较法例可资参考。《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6条设立了双罚制，规定单位违法受罚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也受罚。广度上，其打击对象不再限于侵害他人电子邮件等数据资料行为，保护对象亦不再限于消费者，而是涵盖所有违法处理个人信息行为和个人信息主体。前者指行为人是否属于无责任能力人，后者指行为人是否有主观过错。
Mona Naomi Lintvedt，Putting a Price on Data Protection Infringement，International Data Privacy Law，Vol.0，No.00，2021. [18]为避免下级机关处罚上级机关，建议省级以下的国家机关由上级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处罚，省级及省级以上机关由国家网信办处罚。其二，对责任个人罚款是应当还是可以并处？从先期相关立法来看，《网络安全法》第64条规定应当并罚，《数据安全法》第45条第一分句则规定可以并罚。在当前以及未来的一段时间内，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完善，解决政府缺位、越位和错位问题是永恒主题，这无疑决定了法治政府建设必须率先突围的现实逻辑。
全力打造政务服务和行政管理一张网模式，包括行政决策、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行政执法等活动的民主参与和全流程监督均可通过网络平台实现。更为经常的情况是，为了应对各种各样的尖锐矛盾和紧迫问题，政府所面临的发展压力成为决定其创新的最终根源。（二）法治与人治 为政之要，唯在得人。[44]刘松山：《论政府诚信》，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3期。
政府创新是政府改革、政府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合历史逻辑的引申，[50]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基本途径行为共同标准虽然源自刑法中的行为共同说，但在行政处罚适用中具有特殊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事项中： 第一，在刑法中，存在所谓共谋正犯，即没有着手实施实行行为而是仅参与了谋划的犯罪嫌疑人，[43]这在刑法中当然被认定为共同犯罪。
此时，若行政机关给多个相对人出具同一文号的文书，实际上刻意构建了必要共同诉讼。比如我国《反垄断法》第13条、第14条分别规定了横向垄断协议和纵向垄断协议两种行政违法行为，虽然立法未规定达成垄断协议的条件，但运用基于责任主义的共同违法理论作论理解释可得出：达成垄断协议，主观上要求复数相对人进行意思联络并达成合意，这也是协议本身合意性的体现。第二种观点否定主观过错是行政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自然也否定共同违法的成立以存在共同主观过错为前提。若不对第一类、第二类行为人进行追责，既不符合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也不能满足维护行政管理秩序的需要。
[26]该案例源自娄建绿、深圳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公安治安管理二审判决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3行终100号行政判决书。二、行政共同违法理论的作用 共同违法理论的不完善会导致实践中的争议，那么共同违法理论在行政处罚案件的处理中究竟起到何种作用？行政机关日常要作出大量的处罚，且行政处罚侵益性相较于刑事处罚明显更小，因此考虑到行政机关的负担，是否有必要在行政处罚中引入共同违法这一繁琐复杂的制度？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即便承认共同违法理论的价值，那么该理论的构建又为何需以责任主义为基础？对此，分析行政机关对共同违法行为作出处罚的三段论推理过程可见，共同违法理论的作用体现在推理的每一步中，且其作用的发挥需结合责任主义。在156份裁判文书中，有42份裁判文书明确肯定共同违法的构成以存在共同故意为前提，有2份裁判文书明确否定认定共同违法时需要考虑主观故意，还有112份裁判文书在分析行政处罚的合法性时没有提及主观故意。行政处罚是否纳入责任主义，不仅是一种价值取舍，还关系着行政处罚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逻辑性，更关系着行政处罚中的许多基本制度能否在个案中有效实施，进而直接影响行政机关能否合法有效地执法。
基于法律普遍性和一致性的要求，适用法律者对法律的解释不是任意的，不能偏离立法原意，故进行法律解释需遵行解释学方法和法学理论。有的行政机关在一个处罚决定书中列明每个相对人受到的处罚，有的则给相对人分别出具具有独立文号的处罚决定书，这一差异会影响相对人权利救济的获得。
若采违法共同标准，因众少年不具有责任能力，则甲与众少年在主观要素上不具有共同性，故不构成共同违法。行政处罚 如何处理复数相对人共同实施违法行为的案件，一直是我国行政处罚领域的难题。
比如在共同盗伐林木的违法行为中，每个参与人可能分别实施了指挥、望风、砍伐、运输等不同行为。[43]参见注[23]，第164页。针对这一规定，需应用基于责任主义的共同违法理论作如下解释：其一，该立法虽仅处罚提供帮助的一方，但若成立帮助，必然存在复数主体，构成共同违法行为。其二，单纯的提供租房、运输货物等帮助行为，本身不具有违法性。第二，确定处罚责任方面。其次，对于处断规则，应用责任主义可以说明一事各罚的合理性，并可以解释共同违法处罚规则的特殊情形。
如在汪光霞、无为县公安局治安管理二审行政判决案中，二审法院认定虽然两行为人具有共同殴打被害人的行为，但是没有证据证明其具有意思联络，故不构成共同殴打他人。行政处罚主要强调惩戒性，这不同于补偿性的民事侵权责任，共同侵权人可共同承担责任，且以被侵权人遭受的损失为限。
[49]参见刘武朝：垄断协议行为罚款规则的适用及审思，《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5期，第110—111页。[13]可见，法院在认定共同违法之构成时考虑了共同故意。
这不仅增加了法院审理的难度，还容易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这一区别会影响相对人救济的获得。
[33]值得强调的是，行政违法共同标准在继承刑法犯罪共同说时有一扬弃的过程。[35]参见注[27]，第7—8页。[2]参见杨解君：《秩序·权力与法律控制——行政处罚法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8—229页。在刑法中，这被称为共犯的正犯化。
而之所以处罚帮助人，是因其帮助行为促成了无照经营违法后果的实现，故可将违法结果归集于帮助人，这一判断便需适用共同违法理论。故本文对案例中人物的评价不代表对现实案件中当事人的评价。
此时各行政处罚均是独立的行政行为，理论上法院均可单独裁判，避免了相对人启动不同程序导致的裁判冲突。在共同违法的认定中，根据行为共同标准，共谋者以心理联系的方式参与了违法行为，对于最终违法结果的实现具有帮助乃至支配作用，故应当认定其参与了共同违法。
第二，该条第3款同时规定了行政机关应对不予处罚的相对人进行教育，教育是指让相对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改正，若是主观上没有过错，又何来教育的必要？上述矛盾的存在，表明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并没有彻底接纳责任主义。但采违法共同标准，却认定前者是单独殴打，后者是聚众殴打，不仅同案不同罚，也违背客观事实。
若完全不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则无法判断其是否构成了垄断协议。第三类是王乙、董某，其基于主观故意实施了完整的限制受害人娄某人身自由的行为。[41]参见廖义男主编：《行政罚法》（第二版），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7年版，第144页。【参考文献】 {1}张明楷：共同犯罪是违法形态，《人民检察》2010年第13期。
不论是纠集无责任能力人殴打他人还是纠集有责任能力人殴打他人，客观上均是实施了聚众殴打行为，侵害的法益是一样的。又例如未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人合伙，参照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15条的规定，行政处罚中遇到该情形的，应当将合伙企业作为单一行为人看待。
前者比如具有注意义务的多个行为人间相互知悉他人具有注意义务，但均因为疏忽大意或者过于自信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姚昱：浅析卫生计生共同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中国卫生监督杂志》2017年第4期，第391—394页。
而若给相对人分别出具具有独立文号的文书，法院可将案件作为普通共同诉讼处理。对此，解决思路也在于区分教唆、帮助行为的认定和处断。